虽然中国在努力遏制疫情的蔓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直接影响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

少数外国公民已经生病。面对这种局面，有关国家政府正在权衡利弊做出困难的选择，实施撤侨并把那些可能携带病毒的返国人士隔离起来。

一些国家干脆完全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污名化现象，给他们贴上令人不快和不公平的标签，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这场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也很显而易见。

首先，那些依赖货物和人员流动的行业，包括旅游业、航空公司、邮轮运营商和商业航运公司，它们都已经开始经历艰难时刻。

这场危机凸显出来的是：很多产品背后的全球供应链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运转如常。移动电话、微处理器、汽车工业零配件的供应都有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即使是服务业，例如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学校，也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受到影响。

这一切将持续多久，现在难以预测。它对北京产生的影响也是如此。这取决于疫情如何发展。

正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研究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国内外对习近平的看法和影响将取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续时间有多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她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控制疫情蔓延并结束这场危机，中国国内很少还会有人继续批评中共最初的反应迟缓并试图掩盖疫情。”

许多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中国寻求投资的国家将继续这样做。葛莱仪表示，这些国家将继续希望中国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资金来源。

但这次危机造成的持久影响会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对习近平主席的看法以及对他领导的中国整个发展方向的看法？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及其后果将如何影响至关重要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随着美中之间的技术冷战明显升温，包括5G移动网络和人工智能之争，病毒疫情产生的紧张形势是否会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那么，首先，人们如何看中国当局这次应对疫情危机？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中国国内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她表示，第一种观点已经得到中国外交部门的宣传，即中国已经采取了非常措施遏制病毒，这既是为了本国人民，也是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做出的贡献。

当局说，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确保这些这些措施落实。

但易明说，还有第二种观点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打压政策决心消除独立的声音，中国在及时应对危机方面丢失了宝贵的时间。

她说：“同时，在习近奔驰下，地方官员也越来越害怕承认不利的形势。这也阻碍了当局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为一个长期的中国观察家，易明告诉我说，她发现特别让人担心的是，“即使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中共继续打压独立的声音”。

李医生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吹哨者和英雄，他最早预警武汉肺炎“人传人”的危险，自己也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易明说，“人们曾经希望，李文亮之死以及民众对此的反应，将向中国领导层表明，透明度和一个更加开放的公民社会对全国有效抗击疫情有着巨大的价值。

那么，中国国内有这样的观点，世界其它地区对疫情是如何看呢？

易明说，她认为冠状病毒疫情并不会改变中国政府的看法，相反，她认为，疫情“只会助长先前已经存在的观念。支持政府的人士将强调（中国政府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调动能力，而批评者则强调当局缺乏透明度和担忧中国信息的准确性”。

但疫情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可能很大，即使是看看众所周知的领域，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疫情凸显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拥有多元化供应链有多重要。就这一点，易明认为，这“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企业不要将过多的制造项目放在中国，或者过于依赖中国消费市场。”

我最近参加慕尼黑的年度全球安全会议时就发现，新冠状病毒疫情及其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中长期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会议的大部分辩论罩上阴影。

国际著名的政治风险和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告诉我，此次危机有可能导致美中商业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可能并不完全是出于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的原因。

北京实施严格的防疫检查。

他告诉我说：“因为贸易争端不断加剧，加上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贵和效率越来越低，美国的很多公司长期以来都一直在考虑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

他解释说，美国公司现在可以利用新冠状病毒为借口，采取相关的实际行动。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如果疫情长期存在造成破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

他认为，至少疫情使得中国不太可能做到全面落实刚刚与美国签署的~q~第一阶段~q~贸易协定，这进一步加剧了美中脱钩的趋势。

葛莱仪也赞同表这一观点，中国将难以履行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做出的承诺。但是，她认为，“美国有可能会给北京留一些回旋余地。”

她指出，“特朗普总统目前着眼于连任，他需要宣扬他取得的成就，并寻求与习近平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承诺在~q~第二阶段~q~取得更大的进展。”她说，2020年将是保持现状的一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经济、外交和国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重叠部分。每个因素都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每个因素的显著性或相对权重视情而异。

正如伊恩·布雷默指出的那样，“目前，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对有关情况的处理持相当正面的态度”。但是，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自己相对地免受了疫情危机的影响”。

布雷默断言，所有这些情况都很可能发生变化。

他认为，一旦疫情开始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特别是在选举年，人们有可能看到特朗普总统会咄咄逼人地把矛头指向习近平。

他最后表示，这并非是空穴来风。鉴于如今美国两党普遍存在对华强硬态度，如果特朗普决定把矛头指向习近平，将对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实际冲击。

在慕尼黑会议上，美国两党狠显然对华充满敌意。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一个庞大的国会代表团与会。她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国，特别是在与美国的技术竞争领域问题上。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业或技术的问题。这场辩论有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发言中倾向于用“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一词。

因此，新冠病毒危机有可能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本已恶化的气氛急剧恶化。这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后果，不仅是对欧洲人（特别是对华盛顿在亚洲的盟友而言），他们将被夹在中间。

我问伊恩·布雷默，如果考虑到我们在慕尼黑看到的情况，包括佩洛西、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言辞，是否等同于美中之间已经宣布一场新的全球“高技术冷战”。他回答说：“差不多”。

但他强调表示，欧洲人无意陷入这场酝酿中的高科技冷战之中。

他注意到：“实际上，这是大西洋关系中第一次看到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什么是各自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关切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

这反过来又会对美国与一些北约伙伴之间本已有些紧张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布雷默告诉我说：“尽管美国人可能正在准备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进行‘冷战’，但目前它越来越像是一场双边‘冷战’，而不是一场全球性的‘冷战’。当美国人开始真正把重点转向亚洲的安全事务之际，欧洲人却没有。因此，跨大西洋关系可能还将面临更大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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